话说，如今的人听说梅毒，总是有一股遥远而陌生的感觉，甚至很多人第一印象是把它和电线杆上的小广告联系起来，然而，梅毒这种性传播疾病，曾是肆虐这个世界长达5个世纪之久的不治之症。

　　梅毒患者初期会生殖器溃烂生疮，之后扩展到全身，手脚会起疹子，再后来，梅毒会侵入大脑骨髓，患者发生意识混乱，痴呆，直至死亡。历史上很多响当当的名人，都感染过梅毒，尼采、贝多芬、莫泊桑、福楼拜、梵高、林肯、甘地、舒伯特、亨利八世、伊凡雷帝……梅毒是如此可怕和流行，历史上，无数国家和地区的医学界人士为了治愈梅毒进行了不懈地努力。

　　20世纪中叶，人类终于将梅毒攻克，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因为，在这段和疾病勇敢抗争，拯救人类的伟大历程背后，逝去的不仅仅是被梅毒夺取的生命。20世纪的美国，还有一群为了治愈梅毒的研究，被骗献出性命的无辜群体。

　　这一切，让我们从头说起…1932年，美国公共卫生体系（U.S. Public Health Service，PHS）性感染疾病部门，一位名叫Clark的医生牵头成立了一个特别的研究小组，这个小组要对困扰世人几个世纪的可怕疾病“梅毒”发起强有力的挑战。

　　30年代，美国依然种族主义大行其道，不但黑人和白人社区严重隔离，连梅毒传播的帽子也被扣在了黑人社区头上（事实上，现在普通认为梅毒来自美洲印第安人，梅毒最早肆虐的地区是欧洲）。

　　Clark医生本人也接受这个说法，他预想的方案是，找一群患有梅毒没有接受过治疗的黑人，追踪6到9个月，之后再给他们提供治疗，在这个过程中，观察梅毒的症状的详细情况，并希望能进一步找出相对应的治疗方法。

　　然而，要找到一群身患梅毒的特定黑人群体，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当Clark医生一筹莫展时，他PHS的同事们却向他提出了一个“绝妙的提案”，Clark医生听完这个方案后断然拒绝推行。

　　然而覆水难收，这个“绝妙的提案”得到了PHS上下的一致认可，一年以后，Clark医生负责人的位置还没坐热，就莫名其妙“被退休”了。之后，他的工作由PHS由性感染疾病部门的新主管接手，新的头儿开始正式钻研起了“塔斯基吉研究”（The Tuskegee Study）实验的可行性。

　　这个实验的内容看起来并无特别之处，就是长期跟踪黑人社区的梅毒患者，记录他们的症状变化，以期找到根治梅毒的办法….然而，为了得到合适的实验对象和数据，有人提出：由塔斯基吉大学出头，征集那些那些处于社会底层，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黑人参加一项“特殊免费治疗”计划，为他们提供免费的体检、来回程交通、体检当日的午餐和一些小病的治疗，而他们需要付出的代价是，成为“塔斯基吉研究”的实验对象。

　　塔斯基吉研究”的目的也写得冠冕堂皇：我们利用“一些人”（已感染梅毒者）研究梅毒的感染过程，然后，利用获得的知识去拯救“其他人”。听起来似乎是一个无害又双赢的实验，怎样才获得所需的实验对象呢？

　　招募黑人最容易的方式，莫过于利用他们的同胞了，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落在了新加入塔斯基吉学院的黑人护士Eunice Rivers身上…院方向她陈述了一遍“塔斯基吉研究”的伟大意义，Rivers听完之后非常感动，表示会全力协助PHS和塔斯基吉大学院方完成这一项“扎根黑人社区，造福全人类”的伟大研究。

　　末了，院方神秘兮兮地强调：实验的内容必须全部保密，招募到的参与实验的被梅毒感染的黑人，一定不能告诉他们得的是梅毒，字面上用“坏血”（Bad Blood）病症代替....就这样，Rivers护士马不停蹄开始了她的“伟大招募”。

　　她非常有效率，很快招到了399名感染了梅毒的黑人男子，又另外招募到了201名健康的黑人作为实验对比组…按之前的安排，这399名黑人男子全都没有被告知自己感染了举世闻名的不治之症——梅毒，更没有人知道研究的目的。

　　他们只知道，自己有“坏血”病症，需要配合塔斯基吉大学医学院进行治疗和实验….就这样，这些出生贫民窟的黑人，在经济大萧条（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的逼迫下，在院方免费食物和医疗的诱惑下，成为了“塔斯基吉研究”的梅毒感染实验对象。

　　26岁的Charlie是其中最有代表的受试者，他是一名贫寒的农家子弟，免费食物的诱惑让他心甘情愿参加这项“研究”。进入实验室之后，Charlie被医生们要求在背部打上一针。Charlie一开始并不情愿，然而医生们软硬兼施：参加实验你可是签字同意了的，再说，我们只是打一针而已。这一针，打得Charlie脊柱发凉，差点痛昏过去。原来，这根本不是什么简单打一针，而是被医生们做了有瘫痪危险的腰椎穿刺，用以提取脊髓做研究。事实上，“塔斯基吉研究”的人一早就做好了打算，根本不会给予梅毒感染者任何有效的治疗（即便有，也不是为了根治，而是为了检验效果）。他们想要的，是关于梅毒感染的各项数据。

　　渐渐地，由于“治疗过程”痛苦，许多受试者萌生了放弃治疗，退出“研究”的念头，眼瞅着受试者们一个个打算甩手不干了，塔斯基吉大学和PHS处心积虑，又放出一个大招，“塔斯基吉研究”实验组的医生们给399个黑人实验对象送去了标题为“免费特殊治疗的最后机会”的信。

　　在信中，医生们痛陈“坏血”病的危害，要求他们抓住“独一无二的机会”回来“继续治疗，方能有一线生机”，就算最后没治好，实验小组也会按合同规定，为399位实验者承担丧葬费。“塔斯基吉研究”实验组就靠着这样连哄带骗，成功留住了399名黑人梅毒感染者。

　　他们一面装模作样给这些黑人感染者们看病治疗，一面抓紧记录着关于梅毒感染各阶段的详细资料和数据。这项不为人知的“真人活体梅毒实验”，最终为PHS及塔斯基吉大学带来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研究成果...

　　1934年，“塔斯基吉研究”实验组公布了第一份梅毒研究的医疗数据报告，报告一经发表，立刻引起了医学界的争相借鉴和参考，业内也对他们的“实证结果”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1936年，“塔斯基吉研究”实验组又发布了第二份报告，这一次的数据和病例更详尽，参考价值更大，医学界又是一片赞誉之声。毫无疑问，这份报告对于当时梅毒治疗的帮助是前所未有的（准确而真实的数据）.....

　　然而，在学术圈里，大家的注意力都诡异地集中在实验数据上，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和学术团体去质询，这些极具医学参考价值的完整实验数据，到底是怎么得来的。

　　在风光的医学成果报告背后，是一个个鲜血淋漓的，眼睁睁逝去的生命….就在“塔斯基吉研究”实验组的“梅毒实验报告”出炉后不久，399位实验对象里开始有人死去，还活着的被感染者，症状也惨烈到令人难以直视，手和腿都长满了可怕的疹子。

　　由于受试者依然被蒙在鼓里，没有主动采取相应的隔离措施，一些梅毒实验者的妻子和女儿也开始被传染上了梅毒。这个由PHS和塔斯基吉大学共同保守的罪恶秘密，因为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才第一次被意外揭穿。

　　二战全面爆发之后，兵源吃紧，实验对象里的250多人被军队征召入伍，然而，他们很快在军队检疫处被查出患有梅毒，被勒令接受治疗之后才能参加军队，“塔斯基吉研究”的真相第一次暴露。

　　“梅毒实验”受试者们怒不可遏，他们终于得知自己被PHS和塔斯基吉大学合伙骗了，纷纷要求“塔斯基吉研究”撤销当初的合同，道歉赔偿，给予所有人真正的治疗。

　　然而，他们还是低估了“塔斯基吉研究”实验组的背景和能力，“塔斯基吉研究”实验组的背后，是代表美国官方卫生部门的PHS，PHS的人阳奉阴违，一面安抚“实验对象”，承诺做出赔偿，一面私底下给“有关部门”打招呼，阻止这些“实验对象”接受梅毒治疗。

　　当时的一位公共卫生部代表曾经毫无愧色地说：“目前为止，我们没有让那些一直检测为阳性的病人接受治疗。”因为，在他们看来，“实验”还在继续，一旦这感染者接受治疗，前面持续了N年的“真人梅毒感染实验”成果将“毁于一旦”了。

　　而PHS的做法也被受试者门察觉，他们开始自己想办法，寻找医治梅毒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得益于世界各国医学人士的努力（也包括“塔斯基吉研究”实验组），梅毒的治疗有了实质性地突破，从1938年起，青霉素被提取并被认定是为能对抗梅毒的有效药物…

　　1947年，青霉素正式成为梅毒的标准用药（1945年以后青霉素能大量生产，使得青霉素治疗梅毒成为了可能），自此，肆虐人类社会长达5个世纪，让无数人谈之色变的不治之症梅毒，终于有了治疗它的杀手锏，这原本是一件喜大普奔的事，更应该成为无数梅毒感染者的胜利日。

　　美国政府主办了几个公共卫生项目，通过建立“快速治疗中心”来根除这种疾病，梅毒从美国的每一个州，一个接一个得以被消灭掉。然而，当根除梅毒的医疗项目来到阿拉巴马州的Macon县，也就是当初“塔斯基吉研究”的所在地时，却发生了匪夷所思的事。

　　从32年开始，被招募进“塔斯基吉研究”的黑人梅毒感染者们，第一次在有机会享受免费治愈梅毒的情况下，竟然遭到了PHS和塔斯基吉大学研究员们的阻拦，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梅毒感染者接受治疗。

 

　　面对PHS所代表的美国政府卫生部门的公然阻挠，“塔斯基吉研究”中的梅毒感染者们，冲破重重阻挠去治疗梅毒…1963年，有90多名当初的受试者，通过砷治疗法或青霉素治疗法偷偷治愈了梅毒。

　　但截止当时，当初的受试者已经超过一半人因梅毒以及并发症离世了。“塔斯基吉研究”实验组依然不为所动，仍一如既往进行这项“医学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人体无治疗实验”，想法设法搞到那些没有被治愈，还在梅毒感染中的实验对象的数据情况。

　　这个在美国政府卫生部门主导下的，通过欺诈和哄骗开展起来的，罔顾实验对象（黑人）性命的“人体无治疗梅毒感染实验”，直到1972年，在实验过去40多年后，才最终被媒体披露出来，彻底大白于天下。40年过去了，已经有3/4的当年的受试者死去，至少40名妻子和19名受到感染的孩子死亡。

　　面对媒体铺天盖地的骂声，当时的PHS总裁John Heller面不改色答到：“总体来说，医生和公务员们只是单纯履行了他们的职责。其中的一些只是服从命令，另一些则是纯粹为了科学而工作。”

　　然而，PHS在“攻克梅毒”的名义下，不顾道德伦理，甚至在阻挠受试者接受治疗，民众的抗议一波接着一波，PHS不得不中止了持续40年的“人体无治疗实验”。

　　尽管实验中止，当年的受试者也死的死，残的残，所剩无几，对于这件美国医学界乃至世界医学界的伦理罪恶，鲜少再有人提及...又是25年过去了，1997年，这件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美国公共卫生部门领导下的罪恶被再次翻了出来，克林顿在全球媒体的面前，代表美国政府向当年的受试者们道歉：“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塔斯基吉梅毒实验’是极其耻辱的一段历史，我代表美国政府，向受害者们说一句，对不起。”

　　当年的梅毒实验受试者，只有8位幸存者活了下来见证了这历史性的一刻，在这迟到了半个多世纪的道歉赔偿中，他们每人获得了9百万美元的政府赔偿，享受终身免费医疗的资格。

　　然而，这一切，终究无法掩盖和抹去这段在科学名义下的伦理罪恶，人类花了5个世纪才找到治疗梅毒的办法，但愿不要在5个世纪之后，依然重复历史的错误...没有任何个人和团体，有权在科学的名义下，残害生命。

　　研究确实是为人类做贡献，但是前提是被研究者必须知道实情，并且他们是自愿为医学献身的才能进行研究，这是基本的人道主义。如果我得了不治之症，在自愿的情况下，并且得到国家的认可和社会的尊重，我会！但是如果是哄骗、不知情的情况下，那真真就太没有人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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